此时此刻，甄宓虽因担忧兄长而焦虑至极，却也对此无可奈何。

甄宓只是亲生父母双亡、地位微不足道的宫中女史而已，她最多只能通过赵大娘、赵慎来转达自己的担忧，却不能为赵旻做更多事。

就在甄宓焦急万分、甚至连檀口中银牙都被自己咬得“咯咯”作响之时，伏完、樊夫人老两口的马车，也在赵府正门前缓缓停下。

而且好巧不巧的是…

光禄勋伏完恰好看到，赵旻搀扶皇后伏寿下马车这一幕。

身为宫中女史，甄宓当然认识皇后之父母。

所以甄宓的一颗芳心，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然而…

出乎佳人预料的是，光禄勋非但毫不动怒，反而先后向皇后、太子、赵旻等人行礼。

互相见礼之后，甄宓只见光禄勋伏完，向自家兄长微微一笑。

“不知太子太傅有何要事，需与老夫相商？”

赵家、伏家虽然实际上是交情深厚的儿女亲家，但这层隐藏极深的关系，显然不可能被揭破。

所以，在外人看来，赵家、伏家这两家的关系只是略显亲近罢了。

赵旻的回答，同样滴水不漏。

“回光禄勋，旻此番请公前来，一为太子之学业；二为加强太子之护卫。皇后请！太子请！长公主请！光禄勋请！”

这等隐秘之事，当然不可能在门外堂而皇之谈论，所以，众人迅速走进赵府。

皇后携一对儿女，在赵旭率赵旻亲卫、以及杨修保护下走在最前；赵旻、伏完二人并肩而行、谈笑风生。

甄宓则默默躲在人群中、愁眉不展。

因早有仆客通禀之故，此刻赵大娘、赵震、杨彪夫妇，以及急匆匆赶回的赵云，已经恭候在影壁之前。

见皇后、太子、长公主一家三口（加上伏完夫妇、赵大娘等赵家人及苟哥赵旻，算是阖家团圆）齐至…

众人同时行礼。

“参见皇后！参见太子！参见长公主！”

见礼完毕，如众星捧月一般，众人将伏寿母子三人围在中间，向宴会厅行去。

与此同时，赵旻的小婶婶蔡琰，则正在宴会厅中，率一众侄媳妇，指挥赵家的仆客、婢女们布置整齐食几、坐席、蒲团（汉末跪坐之坐垫，夏秋用枰，也就是一种供单人跪坐的坐榻，冬春则用蒲团）。

赵旻虽然已量产出胡床（一种带靠背的大马扎子）、桌椅、板凳等家具，但同样由于秦汉礼节深入人心、且根深蒂固之故，这时代之人，仍然偏爱跪坐于蒲团、坐席之上。

君不见，小日子如今仍保留着，这一来源于大汉之习惯？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。

即使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，董卓为了废立之事，依然苦心编纂了诸多借口——虽然这些借口荒诞不经，但荒诞不经的名分，也是名分。

董卓出身边地，“习于夷风”，乃至被称作“羌胡之种”。在东汉士大夫眼中，他大抵是个没有规矩的人。

（董卓）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。至于奸乱宫人公主。其凶逆如此。--《魏书董卓传》

但入了京都之后，没有规矩的董卓，也不得不效仿起士大夫阶层的规矩，为自身的荒唐行径，寻找大义名分。

以东汉末年何、董两代外戚的覆灭史来看，实力与名分，可谓相辅相成，不可分割。

权力斗争固然以“实力”为依托，但又不全凭实力；在实力之外，必须笼罩上一层“名分”的面纱。即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

这一点并非东汉独有，二十五朝皆如是；甚至并非中国独有，西方亦然。

比如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，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，口中却宣称在贯彻上帝的意志——仿佛有了这般自欺欺人的借口，对异教徒的**烧杀，便具备了不可撼动的合法性。

诚如开篇所述，所谓的名分，不过是实力者对“不合理法之行径”的自我辩护。

举例而言，魏帝曹髦即位之初，是“神明爽俊，德音宣朗”的良才；而曹髦被弑之后，则成了“丑逆不道，性情暴戾”的狂徒，前后判若两人，可知全出于司马氏的污蔑。

（高贵乡）公神明爽俊，德音宣朗。罢朝，景王（司马师）私曰：“上何如主也？”钟会对曰：“才同陈思（指曹植），武类太祖。”--《魏氏春秋》

司马氏丑化皇帝，固然可恨；然而“丑逆不道，性情暴戾”的污蔑之言，却并非出自司马氏，而是来自曹髦嫡母郭太后。

五月己丑，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。皇太后令曰：“……（曹髦）情性暴戾，日月滋甚。吾数呵责，遂更忿恚，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，遂隔绝两宫。”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
毫无疑问，郭太后是在司马昭的胁迫之下拟写此诏；但侧面也可以看出，弑君者司马昭，虽然狂悖至极，但也需要寻求郭氏的口头支持，即所谓的“名分”。

可见实力与名分，是一体两面、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。没有实力，名分便如无根之浮萍；没有名分，实力便成了作恶之凶器。名实兼备，才好恣意妄为，任心而行。

由此观之，所谓的大义名分，实则无异于烟花柳巷处的遮羞之布，秦楼楚馆间的贞节牌坊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