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修而今在凉州，协助凉州牧鲁肃发展工坊、车马行，并保障凉州百姓们顺利越冬。

岁除之前，在凉州任职的鲁肃、杨修、庞统、卫觊、毛玠……等等卫府臣属，陆续返回许都述职。

这些人能够大大方方返回许都述职，其实足以说明，凉州一切稳定如常。

益州牧步骘、青州牧臧霸同理。

言归正传。

在苦寒之地磨练一番之后，原本书生意气的杨修，如今已经颇为沉稳。

“主公尽管放心，凉州而今羌、氐、休屠各、鲜卑等胡人，因共同屯田、互借农具、且相互杂居之故，诸胡人皆与汉民关系良好。

去岁初入冬时，诸胡人尚且略有嗜酒之恶习，至隆冬时节，因受汉民善于积蓄、未雨绸缪习惯之影响，诸胡人已渐渐懂得，应积蓄粮食，以备来年青黄不接之所需。”

杨修言至此处，赵旻颇感欣慰。

前文曾多次提及，因汉末凉州数次大乱之故，此时之凉州，胡汉各族之间相比较，胡人数目比汉民至少多出两三倍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胡汉之间如何和平共处，便成了天大难题。

历史上，五胡乱华之起因有二：

一是魏、晋二朝连续在数十年间，将匈奴、鲜卑、羯族等胡人驱逐并聚拢于并州，使五胡具备了一夫登高振臂高呼、而应者众的基础条件；

二是魏、晋之当权者，对匈奴、鲜卑、羯族等胡人欺压、奴御太甚！

历史上，梁习坐镇并州之时，犹知“伐其本而逐其末”。

呼厨泉在位期间，并州刺史梁习大肆削弱匈奴的有生力量。

梁习先是“礼召其豪右”，待“豪右已尽，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”。

如此尤嫌不足，“吏兵已去之后，稍移其家，前后送邺，凡数万口”。

（梁）习到官，诱谕招纳，皆礼召其豪右，稍稍（即逐渐）荐举，使诣幕府；豪右已尽，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；又因大军出征，分请以为勇力。

摘自《魏书之梁习传》

靠着“伐大树”的策略，梁习几乎将匈奴的大族、丁壮掠夺殆尽，而对待反抗者，则“兴兵致讨，斩首千数，降附者万计”。

面对梁习的咄咄逼人，呼厨泉的表现却是一味纵容，最终导致“（匈奴）部曲服事供职，同于编户”。

昔日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，在呼厨泉的带领下，竟然成了汉地的“编户”。

单于（呼厨泉）恭顺，名王稽颡（指叩首），部曲服事供职，同于编户。边境肃清，百姓布野，勤劝农桑，令行禁止。

亦摘自《魏书之梁习传》

对匈奴部众而言，历史的实际情况远比记载的更加糟糕，他们的下场远远不止是“同于编户”，而是大量沦为奴隶。

陈泰（陈群之子）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，“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”。

考虑到陈泰彼时的居所与职位，其中的奴婢当中难免包含大量南匈奴人。

（陈泰）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使持节，护匈奴中郎将，怀柔夷民，甚有威惠。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。

摘自《魏书之陈群传附传》

西晋时代，匈奴贵族刘宣在劝进刘渊时，公开声称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”，也是在影射这一背景。

可知这种贩卖匈奴丁口的行径，在魏晋之时是一以贯之的现象。

刘宣等固谏曰：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，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。属晋纲未驰，大事不遂，右贤涂地，单于之耻也。”

摘自《晋书之刘元海载记》

《晋书》成书于李唐，为避李渊之讳，故不称刘渊之名，只称其字：元海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下一章咱们继续说。

彼时灵帝已死，他是否真的有过废长立幼的念头，已经难于考证；但蹇硕谋反，却必须要大义名分为依托。

按理说，蹇硕手握如此机密，对何氏兄妹无疑是定时炸弹；但灵帝死后，何进却并未立刻清算蹇硕。由此看来，蹇硕所谓的先帝遗命，真实性不得不打个问号。

蹇硕被杀的原因，是他与其余中常侍串谋，欲再度谋害何进，结果遭到阉党出卖而死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出卖蹇硕的阉党，是何进的南阳老乡郭胜。可见蹇硕的“谋反”，到底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源自何进与郭胜的杜撰，又要打个问号。

中常侍郭胜，（何）进同郡人也。（何）太后及（何）进之贵幸，（郭）胜有力焉。故（郭）胜亲信何氏，遂共赵忠等议，不从（蹇）硕计，而以其书示（何）进。--《后汉书何进传》

从上述事件中，可以清楚看到，蹇硕欲杀何进，需要托言先帝遗命；何进欲杀蹇硕，又必须有阉党内部的成员出面作证。

虽然总归是实力之争，却依然无法摆脱“名分”二字。

十常侍之乱以后，何进、何苗兄弟并死，阉党也在士人的血腥清洗下走向覆灭，何氏外戚集团一夜垮台。

何皇后也因此陷入孤立无依的窘状。其时，彼时距离董太后之死，不过数月时间。

董卓上洛后，对何太后与刘辩这对儿孤儿寡母十分轻蔑，先借口何太后“逆妇姑之礼”，褫夺了她的垂帘大权；又借口刘辩“暗弱”，废黜了他的皇帝之位。

百僚大会，（董）卓乃奋首而言曰：“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政。皇帝暗弱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为天下主。”--《后汉书董卓传》

何太后得势时，可以恣意残害婆婆，而满朝噤声；何太后落难时，残害婆婆便成了自己的“罪状”，同时成为董卓擅权废立的“名分”。

下一章咱们继续说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