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才能在短短两三年间，使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汉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赵旻也在此过程之中，积累了大量声望、财富以及众多精兵强将、贤臣良相。

简而言之，在赵旻统治之下，汉末乱世的工商业、物流业，在经历了一次破坏之后的整合重组后，迅速为病入膏肓的大汉王朝输血，使大汉如枯木逢春一般，再次变得年轻且活力无限。

但话说回来…

沮授深知，赵旻所具备的这三点，袁绍都不可能具备。

就第一点而言…

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袁绍出生就在罗马。

其人既是军阀，也是四世三公的士大夫，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。

袁绍自以为不必搞什么“奉主上以从民望”，结果因此而失败；

袁绍更加不可能做到第二点。

因为袁绍的统治基础，是士族与豪族，这些人是大地主中的佼佼者，袁绍不可能触碰这些人的利益。

至于第三点…

呵呵。

袁绍是汉末乱世之中的土著，其人不可能懂实业兴邦、基建促进经济这种道理。

综上所述，袁绍与赵旻两方之间，实力差距被断崖式拉进、甚至是袁绍被赵旻反超，便极为合情合理。

问题是…

沮授虽深知此理，却苦于无法明言，而且…

沮授明知应该如何做，却对此束手无策：

赵旻的成功，确实无法复制。

沮授心中之绝望悲凉，可想而知。

此时此地，其人心念电转、踌躇再三，最后却只能向袁绍深施一礼。

“明公，不如某等亦兴建工坊、车马行，振兴手工业如何？”

袁绍嘴角微微一抽。

兴建工坊？

我产糖？酿白酒？做酱料？晒豆制干货？制茶？造纸？印书……

袁绍越想，心中越哇凉哇凉。

因为这些货品，袁绍就算将河北匠人们全部喊来，也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。

在汉末，这些产业的技术壁垒，可谓牢不可破。

最起码，袁绍连生产的硬件设施都造不出来，何谈做为软件的具体工艺做法？

思及赵旻已重设西域都护府，袁绍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域胡人们，上赶着给赵旻送钱造军械、储备粮草。

于是乎…与沮授一样，袁绍心中的绝望悲凉，可想而知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。

江北与江南的学术风气异同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寓士人垄断东吴文化的现象。

孙权执政期间，曾为公族子弟选择名师授业，大量学者因此出入孙氏诸子的府邸，并逐渐形成学术政治团体。

需要特别注意，出任公族学官与僚属的人士，绝少有江东子弟，几乎全部是流寓士人。这在江东子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的历史背景下，显得极为反常，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
以下分别罗列相关记载，以供参考。

（1）孙登幕府

孙登是孙权长子，也是东吴的首任太子。

孙权对孙登的栽培不遗余力，以陆逊为核心辅弼，同时挑选了徵崇、薛综、程秉等学者为太子太傅或少傅，又以诸葛恪、张休、顾谭、陈表为侍从，太子幕府繁荣一时。

（孙）权称尊号，立（孙登）为皇太子，以（诸葛）恪为左辅，（张）休右弼，（顾）谭为辅正，（陈）表为翼正都尉。--《吴书孙登传》

陆逊是孙策女婿，也是江东地区率先与孙权合作的土著代表，因此得到宠信，属于特例。至于孙登幕府的其余僚属，则少有江东子弟。

徵崇是司隶河南人，精通《易》与《左氏春秋》，同时研习内学，属于今古兼杂的人物。

（徵）崇字子和，治《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兼善内术。。--《吴录》

程秉是司隶河南人，受业于郑玄。郑玄“博采古今”，与邴原齐名，号称“邴郑之学”，属于当时儒宗。

（程）秉为（孙登）傅时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。--《吴书程秉传》

薛综是豫州沛国人，昔日在交州受学于刘熙，刘熙是郑玄的弟子，薛综的学术风气也可想而知。

至于“太子四友”当中，诸葛恪出身徐州琅琊，张休出身徐州彭城，陈表出身扬州庐江，三人均是淮泗集团成员，也均是二代子弟。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，张休是张昭之子，陈表是陈武之子，可以视作青年贵戚集团。

以（诸葛）恪为左辅，（张）休右弼，（顾）谭为辅正，（陈）表为翼正都尉，是为四友。--《吴书孙登传》

“四友”当中的特例是顾谭，他出身吴四姓，是丞相顾雍之孙。然而顾雍性情和顺，被孙权所信重，誉为“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”，属于扬州门阀的特例。

故丞相（顾）雍，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。--《吴书顾雍传》

在孙登幕府中，还有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衜、胡综等人为宾客。

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衟等皆为（孙登）宾客。--《吴书孙登传》

其中范慎出身徐州广陵、羊衜与谢景出身荆州南阳，胡综出身豫州汝南，皆为流寓士人。只有刁玄出身扬州丹阳，是太子幕府中罕见的江东子弟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