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正是如此！”

颜良嘿嘿一乐。

“兄长，此正当时也！俺家主公正欲与本初公和解，必不会拂本初公之意，兄长随俺同赴许都即可！”

颜良心中偷笑：

只要你袁绍愿意求和就好！

淳于琼闻言，彻底松了口气。

“依贤弟之见，从文定会促成此事？”

颜良再次嘿嘿一乐。

“兄长既已知俺家主公来年须远征西域，莫非以为俺家主公仍不愿与本初公求和乎？”

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
淳于琼微微一笑。

“甚善！既如此，则明日某与贤弟同赴许都！”

淳于琼心中美滋滋，他自认为，自己这一趟可谓收获颇丰。

颜良见淳于琼彻底上钩，心中更是偷笑不已。

嘿嘿！淳于仲简啊淳于仲简，老子玩不死你！

如此“皆大欢喜”之下，颜良便搬出一坛美酒。

“兄长，长夜漫漫，你我又经年未见，不如一同把盏言欢？”

“甚善！”

于是乎，这对互相算计的“老朋友”，在今夜，便言笑晏晏地叙旧、把臂言欢。

时光荏苒。

就在赵旻在许都四处登门拜访亲友、陪妻妾逛街、晚上在光禄勋府“悉心教导皇子”这数日之间…

董昭的密信已送抵各地。

仍坐镇琅琊国开阳县的臧霸接到密信、听到卫府信使的转告之言后，二话不说便遣心腹赶赴城阳郡、济北国、平原国等地，匆匆召还自己麾下一众兄弟；

陈登更加无需赘言；

这“湖海之士”在将军务交给薛州打理、并向九江太守梁习修书请其人代自己看顾广陵郡之后，便踏上了返回许都之途。/

而当董昭的密信传至壶关、黑山之后…

镇守这两地的庞德、张燕却有些懵逼。

后者还好，其人早就与袁绍不共戴天，是以在听闻此“天大的好消息”之后，与被赵旻撵到并州、河内的张既略作商议后，二人便欣然赶赴许都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张燕的夫人，同样是蔡琰、赵晨、张凝、大乔小乔等贵妇朋友圈中的一名贵妇。

至于庞德…

此时犹显稚嫩的其人，一时间有些反应不及。

毫无头绪之下，庞德突然想到了一人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。

昏君时代的凤凰，往往被后世学者视作“羽虫之孽”。

凤凰是传说中的灵兽，雄者为凤，雌者为凰。司马相如所谓“凤求凰”是也。

三国时代，吴国末代国君孙皓，便曾使用过“凤凰”年号。

事实上孙皓对巫蛊、谶纬等异端邪说极为迷信，其年号基本都围绕着“祥瑞降世、神人授书”的主题。

在其短暂的统治生涯中，年号屡易，有“凤凰”、“宝鼎”、“甘露”、“天玺”、“天册”、“天纪”等等，迷信程度可见一斑。

凤凰的年号，来源于建衡三年（271）“神鸟云集西苑”。于是明年改元。

西苑言凤凰集，改明年元。--《吴书三孙皓传》

可笑之处，是孙皓改元时，吴国朝野并无异议。

但吴国灭亡后，后世史家却极力污蔑，称“孙皓看见的不是凤凰、而是羽孽”。

（孙皓）政道衰缺，无以致凤，乃羽虫孽耳。孙亮未有德政，孙峻骄暴方甚，此与桓帝同事也。--《晋书五行志》

羽孽，即“长着翅膀的妖兽”。

按《天地祥瑞志》，东西南北中，共有五种珍禽异兽。

南方的是“焦明”，代表水灾。

北方的是“幽昌”，代表旱灾。

东方的是“发明”，代表兵灾。

西方的是“鹔鹴”，与北方的幽昌类似，也代表旱灾。

以上四种，被称作“羽孽”。即“羽虫之孽”。

唯有居于中央的凤凰，代表祥瑞。

问题在于，这五种神鸟，在外貌描述上，几乎没有任何区别。

差异仅仅为某只脖子长一些、某只脑袋大一些，仅此而已。

可见“神鸟降世”时，到底是凤凰还是羽孽，解释权不在学者，而在统治者。

孙皓在位时，那神鸟就是当之无愧的“凤凰”；

孙皓倒台后，凤凰便沦为野鸡，跟着亡国之君一道、永世不得翻身。

宋代学者对五神鸟“一祥四孽”的说法，便嗤之以鼻。

他们直呼“腐儒夸大其词、夸而无验，便胡说八道以遮其丑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四凤首背翼膺腹皆合五常，岂应为孽！盖汉儒既夸大其辞，推凤为希世之瑞。夸而无验，极而必反，则又推之以为孽。--南宋罗愿《尔雅翼》

思想的开化，与彼时（唐宋）的学风也有关。

在中唐之后，谶纬、阴阳、五行一类的学说，便被扫入异端，不再被学者重视了。

龙、凤是中古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神龙与彩凤，虽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，但基本被历代视作“天下大治、人间太平”的象征。

可笑之处，却是龙与凤究竟代表了祥瑞还是灾异，解释权却从来不在编纂经典的学者手中。

曹叡将魏国灾异、代表着“木德”的青龙视作“国家大瑞”，甚至以此改元，实在可笑。但考虑到曹魏群臣噤声不语、乃至曲意附和，便显得意味深长。

曹髦的情况则反之。代表着“土德”的黄龙确是魏国祥瑞，却被曹髦解释为灾异，还作诗揶揄。毫无疑问，其意在影射权臣司马昭。

至于神鸟降世，令孙皓改元的“凤凰”，在魏晋史家笔下，被贬低为“羽孽妖兽”，无疑是因人废事。

其实更早的东汉桓灵时代，也经常出现甘露、嘉禾一类的“祥瑞”。

问题是桓灵无道、天下怨愤；被刘备“叹息痛恨”，被董卓骂作“每念灵帝、令人愤毒”甚至高呼“刘氏种不足遗”。

（董）卓欲废帝，谓（袁）绍曰：“卿不见灵帝乎？念此令人愤毒！”--《献帝春秋》

可见“祥瑞”的出现与否，无关乎统治者的功业，而是对异象的随意捏造。毕竟，最终解释权在统治阶级手中。

立场决定思维，位置决定想法，仅此而已。

随着谶纬、术数的没落，学者逐渐将注意力由“天”回归到“人”，也便少了许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论。

水旱之灾，在中唐之前属于“天父发怒，警示人君”的象征。皇帝需要斋戒、沐浴、祭祀，还得下罪己诏，摆出一副“虔诚至深”的感人模样。但人所共知，“政治表演”并不能解决旱涝等“实际问题”。

到乾隆时代，便可以公开说出“水旱之灾，虽尧汤不能免”。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际的行动上，而不再一味追求“天人感应”、“下诏罪己”之类的花活儿了。

然水旱之灾，虽尧汤不能免。惟有勤恤民隐，竭力补救，可以化灾沴而成太和。--《乾隆实录卷四》

灾异与祥瑞，封禅与祭祀，无非是统治者的功绩装点；万千的人间百姓，才是历史的组成者与推动者。

与其孜孜不倦“求得天心”，不如兢兢业业“求得民心“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。这大概也是谶纬、五行、阴阳等学说在主流领域逐渐式微的反映吧！

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谶纬术数的没落，也不啻为一种进步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