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兄长放心便是，魏文长焉是马孟起敌手？此番你我合力，必教刘玄德主动退兵。”

周瑜闻言，眉头并未舒展。

“然则，主公，公孙升济处又当如何应对？”

赵旻心中大乐。

他就喜欢周瑜这种认真负责的干劲儿。

“兄长勿忧，袁本初或许时日无多，然则公孙度同样将在两年之内离世，其二子公孙康、公孙恭，无论气魄亦或胸襟格局，皆不及公孙度远甚。

总体而言，辽东公孙氏与昔年伪帝袁术一般无二，皆不过冢中枯骨耳！”

三国为何是三国而非五国？（还有被小学生们吹成忠臣的汉贼士燮之交趾国、公孙渊大燕国）

是因为士家、公孙家的伪政权从来未曾被中原王朝承认过，究其根源，则是士家、公孙家都不敢公然称帝。

公孙渊还好，最起码其人曾自封燕王；

士家从实际割据交趾到被步骘、孙权一窝端，连称王都不敢。

对如此杂鱼，赵旻根本就不曾放在心上。

说句不客气的，公孙度这一挂，公孙家对大汉的威胁，甚至将不如鲜卑大！

公孙度居然还敢大言不惭，称其人可助赵旻灭袁绍？

呵呵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

若非袁绍主要精力都被赵旻牵扯，辽东公孙家恐怕已经打gg领盒饭了吧？

明明是在赵旻牵制之下，公孙度才能好端端活到现在，其人居然还以为是他实力雄厚之故？

公孙度简直比赵旻还臭不要脸。

想通此节之后，周瑜不复多言。

主臣二人继续向芜湖县疾驰。

同一时间，魏延设伏的营寨之内…

听罢刘晔解释之后，魏延愈发对赵旻敬佩不已，而小马哥则暴跳如雷。

“刘备小人安敢如此乎！”

其人不待刘晔劝说，便一声大喝。

“众儿郎速速上马，不必再理会此地败卒，随俺赶赴丹徒城！”

一声惊雷般的齐声高吼之后，马蹄音渐渐变大。

刘晔为魏延牵来战马，向其人作揖。

“有劳文长随某一同前往！”

魏延还能说什么？

他如今的身份已不是将军，而是马超的俘虏。

随着蹄声隆隆如雷，马超、刘晔押着魏延赶向东边的丹徒城。

张郃、张辽二人迅速完成部署，已开始围困关羽的营寨。

张郃在与张辽商议之后，决定故意放缓设围速度，以试探关羽的态度。

然而情况有些反常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相比幕后的政治角力，台前的刀光剑影，往往不值一提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关羽北上樊城，水淹七军。

关公威震华夏之际，遭孙权偷袭，败死临沮。

这是三国爱好者的常识。

关于荆州之变，史料详尽，脉络清晰。

《三国志》对糜芳、士仁的“临阵倒戈”；

孙权、吕蒙的“白衣渡江”；

蒋济、司马懿的“策反之计”均有详述。

结合曹仁、满宠、徐晃、刘封、孟达等人的传记，可谓事无巨细，几乎无“插针之处”。

然而梳理相关材料，我们仍然可以从“荆州事变”的始末细节中，抽离出若干新的线索，以为拓展思路之用。

“荆州归属”是孙刘冲突的核心。结合同书材料，可大致推断出：

襄樊之战前，刘备已承诺“归还荆州”，甚至不惜“以荆州三郡割裂出汉中王国”为代价；

但权鉴于旧日恩怨（即第一次孙刘战争），仍然“发兵自取”。

曹操亦参与其中，许“加权爵位”，强化其出兵决心。

咱们依次以曹、刘、孙三家角度，剖析其心态变化始末，借以探讨荆州事变的幕后隐秘。

“封以江南之地”是曹操计策的核心线索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樊城被围，于禁受缚而庞德败死，曹仁、满宠坐困危城，千钧一发。

又因梁县、郏县和陆浑群盗响应关羽，导致洛阳以南、许县以西竟出现“关羽别军”。

曹操为此动了“迁汉帝至河北”的念头。

以上是大背景。

此时蒋济、司马懿提议联合孙权，偷袭关羽。计策的核心非常有趣，是“许江南之地以封权”。

司马宣王、蒋济以为关羽得志，孙权必不愿也。可遣人劝权蹑其后，许割江南以封权。--《蜀书六关羽传》

“江南之地”无疑指代扬州。当然，亦可代指荆州。但彼时荆州在长江以南、尚有三郡（南郡、零陵、武陵）在关羽治下，可知“江南之地”一语双关。

问题在于，汉末“三互法”下、本州人不得出任本州刺史或牧伯。

孙权出身扬州吴郡富春县，因此不可能做扬州牧。其彼时职位是刘备表奏的“车骑将军”领“徐州牧”。

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--《吴书二吴主传》

这与袁术表奏孙坚、孙贲（策从兄）为“豫州刺史”是一脉相承的，即吴郡孙氏不能牧扬州。

（坚）前到鲁阳，与袁术相见。术表坚行破虏将军，领豫州刺吏。--《吴书一孙破虏传》

兄子贲，帅将士众就术，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。--《吴书一孙破虏传》

若许江南之地以封权，如何封赐？须知彼时孙权除了车骑将军和徐州牧的“伪职”外，还承继了汉廷敕封给孙策的“吴侯”（其实是自领）。

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，封为吴侯。--《吴书一孙讨逆传》

既然孙权已是县侯，爵位已经到头，便不可能在“提领江东”的身份上更进一步。

注意：列侯顺序为，县侯gt;乡侯gt;亭侯gt;关内侯。

由此，“许江南之地以封权”便显得更加迷惑。

其实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蒋济与司马懿的计策，不难推断，即“封孙权为王”。

使其从“侯爵”升格为“王爵”，以此避开三互法限制，名正言顺地“提领江南之地”。

这绝非脑洞大开！

因为翌年（220）曹丕嗣位，在黄初二年（221）即封孙权为吴王。

承拜诏书在《吴书二吴主传》中有清晰载录。

可知加权“吴王”之号，在曹魏内部早有定论，得名始末，无疑来自江东孙氏的“吴侯”故爵。

（黄初二年）秋八月，孙权遣使奉章，并遣于禁等还。丁巳，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，封吴王，加九锡。--《魏书二文帝纪》

注：吴王源自吴侯，就类似吴三桂的“平西王”源自“平西伯”。平西伯实际是崇祯赐予，而清朝沿其旧名，升“伯”为“王”。

由此可知，在三互法限制下，所谓“封权江南之地”，即是赐权“吴王”爵位。

又因曹操为魏王，从地位高低考虑，或许亦有赐权“吴公”的可能。因彼时（219）汉廷已恢复“五等爵位”的先秦旧制。

后昭建议：“宜脩古建封五等。”太祖曰：“建设五等者，圣人也，又非人臣所制，吾何以堪之？”昭曰：“自古以来……”后太祖遂受魏公、魏王之号，皆昭所创。--《魏书十四董昭传》

注意：依汉制，仅有王侯二等爵。

非宗室不王，非军功不侯。

实际执行时一塌糊涂，男宠、佞幸皆得封侯；

王莽、曹操封公封王。

所以在无法授其为“扬州刺史”或“扬州牧”的制度限制下，擢拔其爵位，便成了唯一手段。

“江南之地”除指代江左（即江东），大约还有“长江以南”的隐喻。若如此，则关羽占据的“荆州三郡”也便成了曹操的“封赏之物”。

注：即南郡、零陵、武陵。

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，即刘备的态度。

下一章咱们继续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