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和）峤少有风格，慕舅夏侯玄之为人，厚自崇重。《晋书和峤传》

王戎为荆州刺史，闻（乐）广为夏侯玄所赏，乃举为秀才。《晋书乐广传》

然而名望是1把双刃剑，夏侯玄之死…正是因为其人名望太高！

毌（音同贯，毌丘是复姓）丘俭、文钦和诸葛诞，是“淮南3叛”中的两叛，另外1叛王凌是个长寿的野心家…

后3国时代，名人贤士仍然层出不穷，他们只是因未在《3国演义》中登场而不太出名。
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黄宗羲定律证明，在封建农耕时代，越是变法，王朝反而越容易玩完。

究其根源，被变法的既得利益者群体，有的是办法，将损失转嫁到那些原本就被严重剥削的底层民众身上。

王荆公变法，初衷当然是好的，然而从结果来看，因此而党争不休、以至于人才凋0的北宋又如何？

张居正变法，固然是延续了大明国祚，但副作用呢？

王莽…这就不用云某废话了吧？

他的头骨…被东汉皇帝太后们把玩了小2百年。

《3国演义》的3大主角，是1脉相承的刘备、诸葛亮和姜维，因此其主视角始终是蜀汉，而且《3国演义》1共才多少字？

罗先生怎么可能面面俱到？

所以这就造成1种3国后期无能人的错觉。

事实当然恰恰相反。

3国后期，同样能人志士层出不穷。

我们华夏神州从来都不缺英雄！

接着上1章，继续为您说。

诸曹夏侯传在《魏书9》，紧随《驱除传》（卷6至卷8）之后。

毫无疑问，《魏书9》的定性是“开国功臣传”。

因为《魏书十》传主是荀彧、荀攸、贾诩3位策士；可归类为“开国谋臣传”；故《魏书9》大抵被看作“开国武将传”。

其实不然。

卷9的赞语处，清楚提到了曹氏、夏侯氏世代通婚，并为贵重。勋业效劳，不止军功而已。

惇、渊、仁、洪、休、尚、真等并以亲旧肺腑，贵重于时，左右勋业，咸有效劳。--《魏书9诸夏侯曹传》赞语

从夏侯惇、夏侯玄等人的履历记载看，其“军功色彩”已经比较淡化，更倾向后方的典农、或中央的台阁之臣。

《魏书9》之所以被看作“开国武将传”，恰恰源自曹操对军权的重视。

曹魏政权的掌兵者，大抵源自“谯沛系”。类似武周、桓范、史涣等人自不必多提，而身为沛国大姓的曹氏、丁氏、夏侯氏，更是掌兵的“不2之选”。

太祖崩洛阳，群臣入殿中发哀。或言可易诸城守，用谯、沛人。--《魏书2十2徐宣传》

换言之，诸夏侯曹氏身上浓郁的“军功色彩”，并非其喜好典兵；而是出自曹魏“1以贯之”的国策。

故《魏书9》不应被单纯视作“开国武人传”，而是“谯沛勋戚传”。

《魏书十1》的人物非常杂乱。传主来自各个势力，且仕宦职位亦不相同。

袁涣、张范、凉茂、国渊、田畴诸人中，有高门子弟，有山野武夫，还有知名学者。更不用提、该卷竟然还混进了诸如管宁、邴原1类的“隐居儒生”，使得归类异常困难。

其实《魏书十1》的定性是“逸民传”。

从赞语部分的总结归纳，便1目了然。

袁涣、邴原、张范躬履清蹈，进退以道……管宁渊雅高尚，确然不拔；张臶、胡昭阖门守静，不营当世。--《魏书十1》赞语

“逸民”即不肯配合官方征召、而隐居山野的名士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类人物大抵被归入“伪君子”的范畴。“终南捷径”等嘲弄性质的成语、亦是对此类“逸民”的否定与戏谑。

但是两汉魏晋的语境下，“逸民”与“驱除”（即群雄）1样，皆是“构建王朝法统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如果说“末世群雄”是新朝的敌人，那“山野隐居者”便是既不配合旧朝、亦不出仕新朝的“清高者”。在彼时语境下，“让官不受、让国不受”不仅是种美德、更是1种不成文的制度。

“许由让国”、“伯夷叔齐不食周粟”等典故波流甚广，甚至曹操称王，曹丕称帝，还得装模作样地“3辞3让乃敢受”。这就是时代的“舆论要求”。

这也是《魏书十1》当中的“隐逸者”可以紧随“开国功臣传”（魏书9、十）的原因。

因为“隐逸者”是构建“统绪正当性”的必要部分。

更重要的，是《魏书十1》的诸位“逸民”，大多并非拒绝曹氏的征召，而是拒绝“驱除者”的征召。

比如卷首的袁涣，先后拒绝了袁术、刘备、吕布的征召，最后“归诚曹魏”，这在曹魏官方视角下，不仅是“隐逸名士”，更是“大德之人”。

张范拒绝了袁隗的“婚姻示好”、又不肯曲事袁术，与袁涣性质相同。

凉茂、国渊、管宁等人先后避难辽东。除管宁外，皆不肯出仕公孙家族，最终3子先后接受了曹魏的征召，与袁、张性质又同。

该卷唯11位特殊人物是田畴，其拒绝了曹氏授予的官职。考虑到田畴亦曾拒绝袁绍的征召，且与夏侯惇、荀彧、曹丕相友善，故凭此也挤进了“逸民传”。

换言之，《魏书十1》的定性，除了“逸民传”之外，还因诸位传主最终“投诚新朝”，而有“贤士传”的味道，大抵可以看作2者合流。

篇幅所限，对《魏书》当中的3十卷纪、传，不可能11详述。

云某谨在结尾，归纳分享部分粗浅的理解，以便诸君之用。

如何快速判断每卷的人物性质呢？

直接跳到卷尾赞语处，便可以清楚看到陈寿对该卷的归类。

比如《魏书9》赞语是“亲旧肺腑、贵重于时；左右勋业、咸有效劳”，便可看出诸夏侯曹氏并非单纯的“武人集团”，而是“左右勋业咸有效劳”的内外之臣。

“武夫色彩”实际来自谯沛掌兵的传统。

再如《魏书十2》赞语皆围绕“典选”展开，该卷大致可归纳为“选曹列传”或“吏部高干”列传。

《魏书十3》即“3公名臣传”，《十4》为“策士传”，《十5》为“刺史传”，十6则是“郡守传”。

魏氏初祚，肇登3司，盛矣夫！--《魏书十3》赞语

程、郭、董、刘、蒋才策谋略，世之奇士，虽清治德业，殊於荀攸，而筹画所料，是其伦也。--《魏书十4》赞语

自汉季以来，刺史总统诸郡，赋政于外，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。--《魏书十5》赞语

抑皆魏代之名守乎！--《魏书十6》赞语

至于军功色彩比较强烈的《十7》与《十8》，则是“外姓督军传”。

当然，“5子良将”的地位明显高过臧霸、李典、李通诸人，故传记位置也更靠前。

《十9》与《2十》是“宗室传”。

其排序比较靠后，反映了皇族地位的没落。

其原因在于曹丕、曹叡父子“压制宗亲”的施政纲领。

如将《魏书十9》中的曹植、曹彰，与《魏书9》的曹真、曹休做对比，又能印证魏朝“重用疏亲、防范近亲”的特殊之处。

余者不再11赘述。

1言蔽之，只要凭文末赞语，即可迅速锁定该卷性质，阅读时也会事半功倍，而不必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潭。

当然，正如开篇所述，陈寿撰《国志》，反映的其实是“西晋的意识形态”。故对每卷性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，阅读时也要尽量保持中立、忽视晋朝的影响问题。

比如《卷2十8》中皆曹魏忠臣（王凌存疑），只因反抗司马氏，便被归入“逆臣传”；

这无疑是来自西晋的政治压力。

这与《蜀书十》与《吴书十9》的“罪臣传”，性质明显不同。

因为西晋与吴蜀并不存在“继承关系”，故《吴书》、《蜀书》可秉笔直言，但《魏书》只能昧着良心将诸位“心向曹氏”的督军归入逆党。

确实是迫不得已，因为史官不但要恰饭，还要留着恰饭的首级。

下1章，咱们聊1聊毌丘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