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，曹老板在建安6年（西历201年）所做的最重要之事，就是恢复和生息。

这1年几乎没有大战事，且据史料记载，这1年风调雨顺，所以翌年曹老板才能有粮打仗。

赵旻利用这个丰年推行新政，这是借天时而为。

步骘确实不是那种短视之人，所以即便历史上十年后孙权派其人定交州，其人也毫无割据之心。

何况赵旻和步练师…咳咳…

最后，剧透1下…

刘协会老老实实？

嘿嘿…

接着上1章，继续为您说。

上1章，我们已知，黄祖之于刘表，可谓重要无比，那么问题来了，黄祖是咋死的？

很简单！

关公如何败走的麦城？

黄祖与关公犯的错误，简直如出1辙！

任何名将，无论年轻时多么英明神武，只要活得够长，就必然有老迈昏聩的1天。这点在荆州地界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黄祖如此，关羽亦然。

此诚所谓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也。

黄祖之死，与部将甘宁的叛变有直接联系。

甘宁叛变，无疑将江夏地区的“防务信息”泄露给东吴。

这也是他得到周瑜、吕蒙力荐的原因。

（甘宁）归吴。周瑜、吕蒙皆共荐达，孙权加异，同于旧臣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甘宁叛变的具体时间，史书无载。

不过大致范围可以推测。

按建安8年（203）吴将凌操讨伐黄祖，被甘宁射杀，可知至少在此时，甘宁仍在黄祖麾下。

（孙）权讨（黄）祖，祖军败奔走，追兵急，（甘）宁以善射，将兵在后，射杀校尉凌操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但建安十2年（207）与建安十3年（208），孙权连续两年发动对江夏的战争，并在十3年破斩黄祖。

此时的甘宁，已在吴军服役。

由此可知，甘宁叛入东吴的时间，当在建安8年至十2年之间（203-207）。

甘宁口中的黄祖，是个“老迈昏聩，骄矜自负，左右愚弄，上下离心”的庸人。

（黄）祖今年老，昏耄已甚，财谷并乏，左右欺弄，务于货利，侵求吏士，吏士心怨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甘宁评价黄祖的这番说辞，几乎与关羽败亡前夜（219）的情形1模1样。

彼时镇守荆州的重臣中，糜芳、士仁与吕蒙暗通款曲，潘濬、郝普对关羽心怀怨愤。

在上庸太守孟达给刘备的书信中，称“荆人变节，百无1还”。

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1还。--《孟达辞先主表》

不难看出，关羽在暮年的境遇，与当年的黄祖极为相似。

这里简要分析1下甘宁叛变的原因。

按《甘宁传》记载，黄祖轻慢甘宁，以“凡人蓄之”，即用对待路人的礼节对待甘宁。

（甘宁）传托黄祖，祖又以凡人畜之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考虑到甘宁的出身与作为，那他遭到黄祖冷遇，也并不奇怪。

甘宁出身益州巴郡，本是当地的盗匪。

按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巴郡因为地形原因，盛产“剪径贼人”，甚至还有“男扮女装”的强盗，在巴地沿江流窜，蔓延千里。

（巴郡）土界遐远，令尉不能穷诘奸凶。时有贼发……又有女服贼千有余人，布散千里。--《华阳国志巴志》

这种奇装异服的流贼，与甘宁“挟持弓弩，负毦带铃”的形象极为接近。

（甘宁）招合轻薄少年，为之渠帅；群聚相随，挟持弓弩，负毦带铃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甘宁“贼害郡界，至2十余年”，还在兴平元年（194）参与了东州人针对刘璋的叛乱，战败东奔，入荆州。

刘表是宗室名流，在洛阳时号称“8顾”，又称为“8俊”。

其人对甘宁这种臭名昭彰的强盗头子，自然是1万个看不上，因此打发他另谋高就。

（刘表）往依刘表，因居南阳，不见进用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甘宁遂投黄祖。

前文已述，黄祖是豪族出身，对甘宁这种盗匪，态度可想而知。

黄祖并非文盲，还能屈己敬贤。

这1点从祢衡的待遇问题上，可略窥12。

祢衡是中州狂生，被曹操驱逐，入荆州。

黄祖“嘉祢衡之才”，每宴宾客，“席有异宾，辄使与祢衡谈。”

虽然祢衡最终被黄祖所杀，但黄祖在“敬贤”方面，最初确实是颇下功夫的。

（黄）祖子（黄）射与（祢）衡善，随到夏口。（黄）祖嘉其才，每在坐，席有异宾，介使与衡谈。--《典略》

至于甘宁，则是彻头彻尾的老粗。

甘宁老粗到什么地步呢？

他入吴之后，被吕蒙鄙视为“斗将”；

更讽刺的是，说这话的吕蒙本身就是个大老粗。

甘宁粗暴好杀，既常失（吕）蒙意，又时违（孙）权令，权怒之，蒙辄陈请：“天下未定，斗将如（甘）宁难得，宜容忍之。”--《吴书吕蒙传》

吕蒙是汝南人，少孤贫，十5岁便投身行5，自称“贫贱难可居”，即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”。因为吕蒙目不识丁，还被讥笑为“吴下阿蒙”。

（吕）蒙曰：“贫贱难可居，脱误有功，富贵可致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”--《吴书吕蒙传》

就是这样1个吴下阿蒙，面对甘宁时，都滋生出骄傲心理。

他觉得与“斗将”甘宁相比，自己高明了不知凡几。

须知吕蒙发奋读书，已是很久之后的事情；

而甘宁入吴，则是建安8年至十2年（203-207）的事情。

彼时的吕蒙，尚处在文盲阶段。

如此看来，荆州门阀出身的黄祖，与益州贼人出身的甘宁，2者的资历、年龄、教养可谓差天共地。

黄祖轻慢甘宁，不足为怪；

那么，甘宁背叛黄祖，便势在必行。

欧阳修在评价后唐唐庄宗李存勖时，概述为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拟之于黄祖，亦为精洽。

黄祖的人生，可谓典型的“名将兴衰史”。

黄祖鼎盛时，诛孙坚（191），斩徐琨（200），杀凌操（203），打得东吴1片肃杀，逼得孙权迁治柴桑。

彼时的黄祖，几乎成了擎天之玉柱，架海之金梁。

然而纵横汉南2十载的黄祖，也无法对抗自然规律，终于迎来“昏耄已甚”的暮年。

彼时的江夏重镇，“财谷并乏，左右欺弄，务于货利，侵求吏士”，1片败亡气象。

自甘宁叛后，江夏地区，便注定成为东吴的囊中之物。

黄祖也在人生暮年惨遭枭首，黯然谢幕（208）。

当然，也要看到，甘宁叛变只是黄祖之死导火索；

其本人的“年迈昏聩，上下失和”，才是败亡的核心因素。

讽刺的是，黄祖死后十1年（219），同样的剧本在荆州再度上演——只是彼时的故事主角，换成了关羽。

引用杜牧《阿房宫赋》做为概括总结：

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

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。

惜哉！悲哉！痛哉！

关公若不败，北伐必将震惊曹操，而彼时曹操已行将就木，若如此…

岂非好出司马贼代魏百倍？

惜哉！

悲哉！

痛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