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一章 反覆名藉藉,一朝天下知5(2 / 2)

汉末雄风 云垂赏竹涛 7802 字 2个月前

沔水之战徐晃1战成神,被曹操誉为周亚夫。

由于赵旻计策成功,张辽要神兵天降。

接着上1章,继续为您说。

上1章,咱们了解到,魏讽是曹操老乡。在汉末3国,老乡这个乡党,与族亲类似,反叛的可能性极低。

这也是诸侯创业时,招募部曲都从自己家乡招募的原因,忠诚度高嘛。

曹操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。

遑论魏讽案的“人为捏造痕迹”非常明显,官方说辞完全站不住脚。

(魏)讽潜结徒党,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。--《世语》

上述说辞纯属扯犊子。因为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完全对不上。

首先是魏讽。

魏讽逆案发生在建安2十4年(219)9月,案发地点在邺县。

邺县属魏郡,魏郡属冀州。这里是曹操大破袁尚(204)之后的新治所。

其次是陈祎。

按记载,魏讽同党陈祎是“长乐卫尉”,可知是在许县。

许县属颍川,颍川属豫州。卫尉与执金吾分典宫城内外治安,所谓的“长乐卫尉”,实际就是长乐宫的警卫主管,负责保卫天子与皇后的人身安全。

因为曹操实行“霸府”与“朝廷”分置两方的策略,天子居于许县,曹操住在邺县,所以曹操平时并不与天子相见。

然而,当魏讽与陈祎“勾结谋反”时,曹操既不在邺县,也不在许县,而在长安。

长安属京兆,京兆彼时属雍州,距离冀州、豫州十万8千里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曹操并不是在建安2十4年(西历219)9月才跑到长安去的,而是在建安2十3年(218)7月便离开邺县,前往长安。

(2十3年)秋7月,(曹操)治兵,遂西征刘备,9月,至长安。--《魏书武帝纪》

而且自从建安2十3年(218)9月至建安2十5年(220)正月,曹操始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,再未返回邺县,最终病死在洛阳。

换言之,曹操远在天边,身在邺县的魏讽,与身在许县的陈祎,却有谋反之举。

如此荒谬的记载,可谓漏洞百出。

且魏讽身为曹操的沛国老乡,得到破格提拔,乃至“名重当世,倾动邺都”;

魏讽感激还来不及,谋逆作甚?

陈祎则是长乐卫尉,天子近卫。

按《后汉书》记载,宿卫汉帝者,都是曹氏勋戚子弟。

自(献)帝都许,守位而已,宿卫兵侍,莫非曹氏党旧姻戚。--《后汉书皇后纪》

可见记载甚少的陈祎,很可能也是谯沛人,甚至可能干脆就是曹操的亲戚。

这样的出身,又有何谋逆动机?

可见所谓的“魏讽勾结陈祎谋逆”,纯系胡言,不可置信。

那么问题来了。

魏讽谋反…这幌子底下,隐藏着什么秘密呢?

上1章提过:

其1是在关羽北伐(219)的背景下,打击具有“荆州背景”的曹魏士人。

其2是曹操在暮年,替储君曹丕肃清外患,即曹植党人。

先谈谈镇压荆州背景的士人。

魏讽案发生在邺县,由留守后方的曹丕主持发动。在该案中罹难的士人,有刘伟、张泉、王粲2子。在该案中受到波及但未被杀害的士人,有中尉杨俊与相国钟繇。

上述5人的出身与背景,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魏讽案的本质。

(1)刘伟

刘伟是荆州南阳人,其兄刘廙被隐居当地的颍川司马徽所器重,其兄刘望之又被荆州牧刘表征辟为从事(高级州吏)。

可知刘伟家族具备典型的荆州色彩。

刘廙字恭嗣,南阳安众人也……廙兄(刘)望之,有名于世,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。廙弟(刘)伟为(魏)讽所引,当相坐诛。--《魏书刘廙传》

(2)张泉

张泉是凉州武威人,扬武将军张绣嗣子。张绣曾经长期客居南阳,助战刘表。被荀攸称作“绣以游军仰食于表”,还曾在宛城之战(197)中大败曹操,杀其子侄;又在安众之战(198)中与刘表合兵,共御曹操。

(荀)攸曰:“(张)绣仰食于(刘)表,势必离。若急之,必相救。”太祖不从,(刘)表果救(张)绣。--《魏书荀攸传》

3月,(曹)公围张绣于穰。夏5月,刘表遣兵救(张)绣。--《魏书武帝纪》

(3)王粲

王粲是兖州山阳人,亦曾投靠刘表。

(王粲)乃之荆州,依刘表。--《魏书王粲传》

虽然按《王粲传》的记载,他在荆州时颇受刘表打压,但从王粲有资格劝谏刘琮归降来看,他在荆州内部的地位,应该还是比较高的。被刘表打压之言,也可能是事后的附会之语,为了与“荆州故吏”的身份撇开干系。

(刘)表以(王)粲貌寝而体弱通侻,不甚重也。(刘)表卒,(王)粲劝表子(刘)琮,令归太祖。--《魏书王粲传》

总而言之,在魏讽案中被杀掉的重量级人物,均具备“仕宦荆州”的身份背景。

这与彼时的大环境有关。

建安2十4年(219)9月,正是关羽破斩庞德,生擒于禁,水淹7军,威震华夏的时刻。

同年十月,6浑群盗已经开始响应关羽,还遥受印号,甚至打算袭击许县,劫持天子南下。

(2十4年)秋,大霖雨,汉水汎溢,(于)禁所督7军,皆没。禁降羽,羽又斩将军庞德。梁、郏、6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,为之支党。--《蜀书关羽传》

须知,在建安2十3年(218)许县已经发生过1次叛乱,彼时太医令吉本,少府耿纪,司直韦晃,金祎等人发动兵变,打算挟持天子投奔荆州,依附关羽。

(耿纪、金祎)欲挟天子以攻魏,南援刘备。--《3辅决录注》

时关羽强盛,京兆金祎等,谋挟天子以攻魏,南引关羽为援。--《资治通鉴》

耿纪之乱声势颇大,彼时(218)连许县的留府长史(即2号人物)王必都被乱兵杀了。曹操闻讯惊惧交加,将许县的大臣械送至邺,尽数屠戮。

在关羽兵出南郡,威震华夏的时刻(219),不仅民心思变,恐怕连许县与邺县的汉官,也不免“春心荡漾”。在此背景下,留守邺县的曹丕,必须彻底肃清阵营内部的“潜在坏分子”,那些具备了“荆州背景”的士人,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开刀对象。

再谈谈曹操临终,替嗣君铺路的问题。

除了上述被诛杀的要犯,还有1些人物,虽然也牵涉进魏讽案,但并未被杀,而是遭遇贬谪。

其1是杨俊,其2是钟繇。

但这两个人物的贬谪原因,又各不相同。

(1)杨俊

杨俊遭遇贬谪的原因,名义上是他办事不利,没有提前发现魏讽的阴谋。实际是因为他党附曹植,威胁嗣君地位。

太祖征汉中,魏讽等谋反,中尉杨俊左迁。--《魏书徐奕传》

太祖嫡嗣未定,密访群司。(杨)俊称临菑(即曹植)犹美,文帝常以恨之。--《魏书杨俊传》

前文已详述,魏讽逆案本就是子虚乌有,系曹氏父子1手捏造。杨俊作为中尉(邺县治安长官),显然不可能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
然而在曹操身体状况日趋恶劣的情况下(彼时距离死亡还剩3个月),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。在太子名分已定的情况下,作为曹植党羽的杨俊,很明显已经不适合与曹丕1起呆在邺县,因此左迁为平原太守,发配青州,远离邺县。

(曹操)左迁(杨俊)平原太守。--《魏书杨俊传》

实际在魏讽案同年(219),曹操便诛杀杨修,削弱曹植羽翼。

杨俊左迁平原太守,与杨修被杀,其实本质相同。

杨俊与杨修都是曹植党羽,而杨修被杀,与杨俊被贬,均发生在建安2十4年(219)9月。

2十4年秋,(曹)公以(杨)修前后漏泄言教,交关诸侯(指曹植),乃收杀之。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。--《典略》

可见杨俊被贬,无关乎魏讽,实际是曹操通过打压曹植,稳固曹丕的嗣君地位。

(2)钟繇

钟繇遭遇贬谪的原因,名义上是他举荐魏讽,识人不明;实际是曹操留给曹丕“赏功罚罪、布施恩德”的机会。

9月,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,免。--《魏书武帝纪》

魏讽案既然是杜撰之事,钟繇因为“举荐有罪”而受到牵连,显系冤案。

钟繇的政治立场与杨俊恰恰相反。

钟繇是铁杆曹丕党人,2人私交甚笃,甚至公开诗文唱和,互赠礼物。

文帝在东宫,赐(钟)繇5熟釜,为之铭曰:“于赫有魏,作汉藩辅。厥相惟锺,实幹心膂。”--《魏书钟繇传》

曹操既然决心传位曹丕,为何要贬谪曹丕的党羽钟繇呢?

这正是曹操的高明之处。

曹操就是要通过贬谪钟繇,而将重新提拔的机会,留给曹丕。

这与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提到的“先帝简拔以遗陛下”是相同道理。

果不其然,曹丕嗣位之后(220),立刻将废为庶民的钟繇,重新启用为大理(最高司法长官),同年曹丕称帝,又把钟繇迁为廷尉(9卿),寻迁太尉(3公)。

文帝即王位,复(钟繇)为大理。及践阼,改为廷尉,进封崇高乡侯。迁太尉,转封平阳乡侯。--《魏书钟繇传》

通过1系列恩威并施,新君曹丕将颍川士族牢牢笼络在手中。

杨俊与钟繇之贬,原因看似相同(魏讽案),实际是云泥之别。

曹操父子的权谋诈术,可见1斑。

如果从曹操在确立太子(217)之前曾经有意扶持曹植,并援引支持丁仪兄弟(曹植党羽)的记载来看,出身沛国的丁仪,实际是曹操用来扶持曹植、打击曹丕(崔琰、毛玠、徐奕)的工具。

(曹)植既以才见异,而丁仪、丁廙、杨修等为之羽翼。--《魏书陈思王传》

丁仪字正礼,沛郡人也。--《魏略》

由此推之,同为沛国出身的魏讽,或许亦是曹植党羽。

这可能也是魏讽被杀的原因之1。

当然,因为魏讽档案被尽数销毁,此处仅作猜想。

魏讽案中相继罹难的众多士人,虽然下场相似,但原因却各不相同。

必须结合多方考量,抽丝剥茧,方能看清幕后曲折。

陈寿先生有言,荀攸与贾诩,譬如月光与蒸烛之别。

裴松之先生则作注:夜光与蒸烛,其照虽均,质则相异。

以之拟于魏讽谋反,亦然。

曹操,为后世开了个坏头,其后数不胜数的谋反案…其照虽均,质则相异。

曹魏立国不正,立嗣血腥,但仍保持着1定的底线;司马群贼…我呸!

神州3百多年之乱世,这口大锅必须由司马老贼来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