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 衰微不足恃,自强犹可期(2 / 2)

汉末雄风 云垂赏竹涛 11650 字 2个月前

以是故,曹髦以身殉社稷,不仅不是鲁莽之举,反而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悲壮色彩。

王经曰:“……今权在其(司马氏)门,为日久矣,朝廷4方皆为之致死,不顾逆顺之理,非1日也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曹髦起兵讨逆前夜,曾对心腹表示“吾不能坐受废辱”。此言暗藏深意,它不仅预示着曹髦的退位下场,也隐喻曹髦很可能会在退位之后再遭折辱。

(曹髦)谓曰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,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在这段谈话中,曹髦着重强调了两点,其1是“废”,其2是“辱”。

“废”,不难理解,即被赶下皇位,1如其前任曹芳1般。“辱”则程度更深,它代表曹髦退位后,很可能享受不到诸如前代之刘协、后世之曹奂1般的诸侯地位。

刘协、曹奂退位后,不失王公之位,且可在封地中“行(前朝)正朔,以天子之礼郊祭,上书不称臣”,名义上尊崇备至;这是因为他们肯于配合权臣表演,主动下诏禅让,因此才得以善终。

曹髦则不然,他不仅不愿配合司马氏的政治表演,还多次在宫廷筵讲中以夏之少康自诩,取“太康失国,少康中兴”之典故,即有心锐意进取,重振皇纲,他甚至私撰《潜龙诗》自喻,令司马昭不胜反感。

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,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……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,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魏世,龙莫不在井,此居上者逼制之应。高贵乡公著《潜龙诗》,即此旨也。--《晋书5行志》

得罪司马氏的下场是很严重的。曹髦的前任曹芳,曾串谋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等人欲重夺大权,结果惨遭废黜,死后还被冠以“厉”之丑谥(杀戮无辜曰厉),可谓身名俱裂。有此前车之鉴,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马氏,那他自然也不会得到好下场,不仅会被废黜,还会“坐受废辱”,即人格尊严亦难保全。

晋受禅,封齐王(曹芳)为邵陵县公。年4十3,泰始十年薨,谥曰厉公。--《魏世谱》

从《魏书》的相关记载看,曹髦彼时已即将被废,且罪名亦基本确定,即不仁、不孝。

曹髦死后,其嫡母(曹叡遗孀)郭太后望风承旨,污蔑其“不可以奉宗庙,恐颠覆社稷”。此言虽有事后遮掩弥补之意,亦侧面反映曹髦被废已成定局。

另外,郭氏诏令中还提到曹髦的两项大罪,其1是“情性暴戾,日月滋甚”;其2是“以诬谤吾,隔绝两宫”。性情暴戾即不仁,隔绝两宫即不孝。身为人主,不仁不孝,自然“不可以奉宗庙”。

皇太后令曰:“……(曹髦)情性暴戾,日月滋甚。吾数呵责,遂更忿恚,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,遂隔绝两宫……吾语大将军(司马昭),不可不废之,前后数十。”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
这里需要注意,郭氏虽为明帝遗孀,却自通于司马氏,双方家族成员“频繁为婚”,可知诏书之中丑辞,乃是替司马氏寻找废黜曹髦的合理借口。

景、文2王(即司马师、司马昭)欲自结于郭后,是以频繁为婚。--《晋诸公赞》

实际从《高贵乡公纪》的记载看,曹髦“少好学,夙成”,且颇知礼法,谨慎勤恪,于是“百僚陪位者欣欣焉”,明显是英明令主。可知郭氏诏令,皆为不实之词,甚至可能出自司马氏之手笔。

司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,除“不仁”、“不孝”之外,还可参考曹芳被废之时的罪名,即“共观倡优,裸袒为乱”,简言之,即黄色那套玩意儿。

皇帝(曹芳)即位,纂继洪业,春秋已长,未亲万机,耽淫内宠,沉漫女色……游戏无度,至乃共观倡优,裸袒为乱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王沈,实乃无德狗贼也!

曹芳被废时,不仅被冠以淫乱之罪,还被安上“以弹弹人,不避首目”的恶名。此罪乃是先秦时代权臣赵盾废黜晋灵公之借口,此时复见于曹芳,造作之意显见。曹芳待遇如此,曹髦境遇可知。

帝(曹芳)常喜以弹弹人,以此恚景,弹景不避首目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晋灵公不君,厚敛以雕墙;从台上弹人,而观其辟丸也。--《左传宣公2年》

综上所述,在曹髦起兵前夜,他已知晓自己行将遭到废黜,且会被冠以“不仁”、“不孝”之罪,甚至可能会被丑化为淫乱昏君,沦为史书中的笑柄;因此隐忍多年的他终于退无可退,发出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”的怒吼,将兵而出,欲与司马氏决死。

(曹髦)出黄素诏于怀曰: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今日便当决行此事!”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身为人主,不愿“坐受废辱”,这1点不难理解;但“正使死,何所惧”的悲壮遗言,却又略显苍凉。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曹髦1旦被废,绝对得不到善终,势必遭到司马氏的杀害。

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,曰:“行之决矣。正使死,何所惧?况不必死邪!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原因很简单,曹髦兼资文武,壮志凌云,在朝野中颇富人望(详见后文),且具备1定的政治手腕。他和刘协、曹芳、曹奂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别,因此必不为司马昭所容。

刘协早年尝试过反抗,失败之后遂自暴自弃,沦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。曹芳在尚可1搏之际,因为“惧不敢发”而放弃刺杀司马兄弟的计划,导致“文王引兵入城,景王因是谋废帝”,可知亦是庸才。至于曹奂,乃是司马昭精挑细选的庸懦宗室,其存在的唯1意义便是配合嬗代演出,固无足论。

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,因文王(司马昭)辞,杀之,勒其众以退大将军。已书诏于前。文王入……帝(曹芳)惧不敢发。文王引兵入城,景王(司马师)因是谋废帝。--《魏晋世语》

而曹髦性情刚烈,完全不同于上述傀儡。同时代中,重臣钟会、石苞等人曾高度评价曹髦。钟会称其“才同陈思,武类太祖”(见前文注引),石苞则称其“非常人也”,甚至“以为魏武更生”。

甘露中入朝,当还,辞高贵乡公,留中尽日。文王遣人要令过。文王问(石)苞:“何淹留也?”苞曰:“非常人也。”--《魏晋世语》

石苞来朝,盛称高贵乡公,以为魏武更生。--《晋书华表传》

“陈思”即陈思王曹植,此言即赞美曹髦的文学素养。“才同陈思”已经颇令司马氏畏惧,“武类太祖”则更令司马氏坐卧不安。

1个作为“禅让工具”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,竟然具备了奸雄曹操1般的文韬武略,甚至被认为是“魏武更生”,这对权臣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信号,尤其考虑到这个评价还是出自石苞之口。

石苞是司马家族在闾阎中延揽的风尘末吏,青龙年间(233-237)“鬻铁于长安”,为司马懿父子所知。正始年间(240-249),司马师“阴养死士3千,散在人间”,石苞亦在其中,后参与高平陵之变,由是发迹。

初,青龙中,石苞鬻铁于长安,得见司马宣王,宣王知焉。--《魏晋世语》

初,帝阴养死士3千,散在人间,至是1朝而集,众莫知所出也。--《晋书景帝纪》

司马懿认为石苞“好色薄行”,不甚喜爱,但司马师却认为“苞虽细行不足,而有经国才略”,因为“夫贞廉之士,未必能经济世务”。可知此人并非“贞廉之士”,之所以被司马父子相中,正是因为此人毫无底线,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。

宣帝闻苞好色薄行,以让景帝。帝答曰:“苞虽细行不足,而有经国才略。夫贞廉之士,未必能经济世务。”--《晋书石苞传》

在此背景下,石苞对曹髦的夸赞,绝不能被视作善意之辞,反而是催促司马昭弑君的暗示之语。因此在石苞发出“(曹髦)非常人也”的感叹之后,随即发生了弑君之事。学者姚范认为“司马昭废立之计蓄之已久,而石苞更促之”,可谓1针见血。

(石)苞曰:“(曹髦)非常人也。”明日发至荥阳,数日而难作(指弑君事发)。--《魏晋世语》

更令司马昭畏惧者,乃是曹髦不仅少年夙成,英明奋发,还很有政治手腕。

昔日(254)曹芳被废,中领军许允亦被牵连诛杀,禁卫大权遂转入中护军之手(请废曹芳的奏疏中,有中护军而无中领军,可谓佐证),而充任中护军的人选是司马望。

魏初,因置护军将军,主武官选,隶领军,晋世则不隶也。--《晋书职官志》

司马望本为司马孚之子,后出继给伯父司马朗,而司马朗、司马孚皆为司马懿之同胞兄弟,其政治立场可知。比如请废曹芳的奏疏中,司马望便位在其中(见《齐王纪》引王沈《魏书》)。

然而就是这个心如铁石的司马望,担任中护军期间,由于受到曹髦的“亲待”,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,最终因不愿承担弑君之罪,辞去护军职务,逃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。司马望虽然未能彻底倒向帝室,但曹髦笼络人心之手段,由此足见1斑。

(司马望)迁护军将军……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,(司马)望与裴秀、王沈、钟会并见亲待,数侍宴筵……时景、文相继辅政,未尝朝觐,权归晋室。(司马)望虽见(曹髦)宠待,每不自安,由是求出,为征西将军。--《晋书义阳成王传》

在此背景下,少年老成,英明有为的曹髦,已成司马昭的眼中钉、肉中刺,因此他不仅会“坐受废辱”,甚至被废之后亦不能得善终,势必遭到隐诛。可知曹髦所处之形势,已如昔日之陈胜,即“亡亦死,举大计亦死,等死,死国可乎?”

这不仅可以解释曹髦临行前为何要留下“正使死,何所惧”的壮烈遗言,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“帝师溃散”之际,仍然“手剑奋击”,视死如归。因为曹髦自出征的1刻起,便没打算活着回来!

他宁肯死于乱军之手,彰司马氏大恶于天下;亦不肯在“坐受废辱”之后死于鸩毒,流于无闻。

曹髦临行前,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3人共谋大计。他们分别隶属侍中寺、尚书省、散骑省。

(帝)乃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,谓曰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所知也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可怜曹髦所托非人,告密者,正是狗贼王沈和王业!

(王)沈、(王)业奔走告文王,文王为之备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戊子夜……会雨,有司奏却日,(帝)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: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今日便当决行此事。”入白太后,遂拔剑升辇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,并未慌乱,而是即刻“下陵云台”,召集人马,趁夜冒雨出兵,欲与司马氏决死。

跟随曹髦出兵的两位武官,1位是“冗从仆射李昭”,另1位是“黄门从官焦伯”,此2人职官身份比较特殊,皆是禁中的内侍。

戊子夜,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、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,铠仗授兵,欲因际会,自出讨文王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“禁中”,是宫中防卫等级最高的地方。这里是皇帝的起居之所,有时亦代指后宫所在。禁中不同于“殿中”与“宫中”,殿中宿卫有虎贲、羽林郎;殿门宿卫有3署郎;宫门宿卫有卫尉下辖的卫士,皆由士人充任;而禁中的宿卫,按制度皆用宦官。

按《续汉书百官志》,冗从仆射,全名“中黄门冗从仆射”,用宦者。黄门即禁门,亦写作“黄闼”,可知李昭、焦伯按理应是宦官。

中黄门冗从仆射1人,6百石。本注曰:宦者。主中黄门冗从。居则宿卫,直守门户;出则骑从,夹乘舆车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

禁门曰黄闼,以中人主之,故曰黄门令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刘昭注引董巴《汉书》

不过由于曹丕改易宫禁制度,限制宦官、重用士人(见《魏书文帝纪》),以至毕轨(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)、华廙(司徒华歆之孙)等人均有担任冗从仆射的记载,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、焦伯可能具备士人身份。

冗从仆射毕轨表言:“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,忠亮计略不如辛毗,毗宜代思。”--《魏书辛毗传》

泰始初,迁冗从仆射。--《晋书华表传-附传》

不过按常理推断,为了保证禁中安全,避免秽乱宫廷(东汉时侍中郭举值守禁中,趁机与后宫私通,见蔡质《汉仪》),即使李昭、焦伯是士人,他们的从属成员,应该亦多为宦者。宦官的身体条件、训练水平自然无法和职业武士相比,这也能够侧面解释为何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较差,1触即溃。

不过曹髦也并非全无准备,他纠合“僮仆数百”之后,随即“铠仗授兵”,可知在6年(254-260)的傀儡生涯中,曹髦也暗中积蓄了不少力量,所藏甲胄兵刃,足以武装数百人规模的队5。

帝遂帅僮仆数百,鼓噪而出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(帝)铠仗授兵,欲因际会,自出讨文王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达到这1成就并不容易,因为昔日司马懿诛曹爽时(249),便是“先据武库”,之后才“出屯洛水浮桥”。司马氏既凭此起家,自然会严密防备他人效仿,曹髦能够在司马氏党羽的监视下,积攒起数百人的武备,可知确有过人之处。

宣王部勒兵马,先据武库,遂出屯洛水浮桥。--《魏书曹爽传》

武装完毕后,曹髦随即“拔剑升辇”、“击战鼓,出云龙门”,向着司马昭的相府杀去。

曹髦欲与司马昭决死,需要突破两道防线,其1是“殿中”门,其2是“宫中”门。曹髦冲出“殿中”时,选择的是东侧的云龙门为突破口。

“殿中”,即以太极殿(曹魏正殿)为中心组成的院落,外设殿墙。殿墙南侧为端门,也是殿中正门;西侧为神虎门,东侧为云龙门。皇帝与群臣朝会,多经由端门或云龙门,因此2门频繁见于史册。

(帝)拔剑升辇,帅殿中宿卫、苍头、官僮,击战鼓,出云龙门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不走端门,可能是因为端门为殿中正门,防卫力量较强,因此避实击虚,选择东侧的云龙门。侧面反映出曹髦颇有智慧,绝非鲁莽之辈。

屯骑校尉司马伷(司马昭之弟)闻讯,率宿卫亲兵与曹髦战于“东止车门”。“止车门”指殿门,“东止车门”即云龙门。曹髦此时没有选择硬拼,而是以天子名义令“左右呵之”,于是“伷众奔走”。可知曹髦在朝野中具备1定的威望,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威望。

(帝)鼓噪而出。文王弟屯骑校尉(司马)伷入,遇帝于东止车门,左右呵之,伷众奔走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从“殿中”成功突围后,曹髦随即引兵向南,朝着宫门方向挺进。

从曹髦“出云龙门”的行军方向看,突出太极殿后,他应该会向东掖门、司马门(南掖门)或阊阖门(宫城南侧正门,亦作大司马门)方向进军。按《汉晋春秋》,“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”,可知曹髦最终选择从南门出宫,即走司马门或阊阖门。

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,帝自用剑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“阙”指宫门两侧的高大门楼,“南阙”即宫城南门的门楼。《水经注》记载魏明帝曾在司马门“筑阙”,结果“崩,压杀数百人”,遂“不复筑”,因此司马门无阙。据此可知,曹髦突出殿中后,是向阊阖门方向行进,在此遭遇贾充阻击,双方遂“战于南阙下”。

《晋书荀勖传》亦有“高贵乡公欲为变时,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”的记载,可以互文印证。

曹髦进军的目的地,即司马昭的“相府”,其具体位置不详。按仇鹿鸣《高平陵之变发微》1文推断,其府邸似在洛阳宫城之外东侧,与阊阖门的距离不明。不过按贾充“司马家事若败,汝等岂复有种乎”的恐慌态度来看,可知彼时情势危急,侧面反映出相府距离阊阖门应该不会太远,曹髦1旦率部冲出宫门,确实有可能威胁到司马昭的人身安全。

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:“司马家事若败,汝等岂复有种乎?何不出击!”(成)倅兄弟2人乃帅帐下人出。--《魏末传》

在南阙之下阻击曹髦的贾充,彼时接替司马望,担任中护军。

贾充是著名的无良奸佞,他自结于司马氏,与司马昭之子司马攸(司马攸后出继司马师)、司马炎之子司马衷两代为婚,姻亲肺腑,休戚与共,因此他自然不会像前任司马望那样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。

贾充女儿、1代妖后贾南风,更是直接葬送了西晋国祚,成为神州千古罪人!

彼时暴雨倾盆,阊阖门下血光冲天,冗从、禁卫、僮仆、宦官们厮杀成1团,曹髦躬自“擂战鼓”,为先锋助威;可惜临时拼凑的杂役部队,毕竟不是护军的对手,然而“帝师溃散”之后,曹髦竟驱车突入阵中,“手剑奋击,犹称天子”,借以激励士气,雄壮豪迈如此。

会雨……贾充自(宫)外而入,帝师溃散,(曹髦)犹称天子,手剑奋击,众莫敢逼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(曹髦)雷战鼓,躬自拔刃,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(阵)间。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
事已至此,唯有弑君1途。在贾充的煽动下,骑督成倅、太子舍人成济“抽戈犯跸”,将曹髦刺杀于车辇之中。在曹髦崩逝的1刻,雷霆大作,乌云倒卷,天地1片昏暗,晦冥不可视物,似乎上苍都在哀泣这位少年英主之死。

(贾)充帅厉将士,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,帝崩于师。时暴雨雷霆,晦冥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的人生虽然定格在了2十岁,但他不甘废辱的反抗精神,以身殉社稷的悲壮之举,却书于竹帛,传唱千载。

北魏孝庄帝刺杀权臣尔朱荣之际,亦自诩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,不为常道乡公生”,可知曹髦的精神遗产,历久弥新,不断激励着后世中身处逆境的帝王人君。

曹髦兼资文武,少年夙成,寿元虽短,却堪为1代令主。若无权臣篡弑之事,其前途不可限量。

可叹之处,乃是1代令主死后,竟被群小污蔑为无忠、无孝的败乱之君,甚至被冠以“自陷大祸”之恶名。

司马氏两代3人奸宄相继,为恶日甚,自不必言;郭氏身为明帝遗孀,亦助纣为虐,信口雌黄,委实愧对魏朝宗祀。

皇太后令曰:“……此儿具闻,自知罪重,便图为弑逆,赂遗吾左右人,令因吾服药,密因鸩毒,重相设计。事已觉露,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。”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
我呸!好1个自私自利之徒!

丁卯,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3十里瀍涧之滨。下车数乘,不设旌旄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文帝(司马昭)崩,贾充、荀勖议葬礼未定。(石)苞时奔丧,恸哭曰:“基业如此,而以人臣终乎!”葬礼乃定。--《晋书石苞传》

魏帝曹髦以民礼下葬,大臣司马昭却以帝礼厚葬,魏臣石苞丑态毕露,呵呵,真是讽刺啊!

大快人心的是,纸包不住火,真相终仍大白。

王沈狗贼虽1再秽史,仍有东晋明帝闻高贵乡公之死而“以面覆床”之事。

王沈之丑唾,终不能掩曹髦之英武;陈寿之直笔,亦足彰司马之奸恶。

惜哉!叹哉!

5胡乱华,神州泣血,何其悲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