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于高台指挥全军的袁绍，与同样立于远处高台之上的曹操，隔着数里对视起来。

由于汉末3国盛行“2重君主观”这1普世价值，所以关羽为救故主刘备，而叛其人已经算仁至义尽的曹操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

关羽此举，在当时人们看来，只会获点赞，唯1的差评来自于当事人曹操。

云某先前虽已提及多次，但如今不得不再次强调：

官渡之战虽被列入汉末3大战役，但并非任何转折点，或者极具代表意义。

这1战不仅偶然因素太多，而且战后也并非改变什么。

老大哥、老上司袁绍依然强大到让小老弟、老下级曹操绝望。

真正的历史转折点，是袁绍之死。

或者准确来说，是袁绍死时没有立嗣！

3袁内乱，方才给了曹老板可乘之机。

所以，云某接着上1章，继续为您说。

向者，云某虽针对袁绍不迎刘协的原因做过分析，但并不系统。

借此官渡大决战之机，云某为诸位大大系统分析1番根本原因。

袁绍之败，被后世归因为“不迎献帝、刚愎自用、派系林立”等诸多问题，甚至为此对贾诩的“嫡庶论”顶礼膜拜，将郭嘉的“十胜论”奉为圭臬。

但经过咱们分析已知，不管是“4胜4败论”也好，“十胜十败论”也罢，都只是曹操1方提振士气的嘴炮之言。

其中的错谬之处，云某已11列举证据。

其实，这1切都是归因效应：也就是以结果倒推原因。

反过来考虑，如若无那些偶然因素，则袁绍必胜，那么届时，“十胜十败”岂不是通篇胡言？

咱们言归正传。

袁绍不迎献帝，大抵可以归纳为3个原因。

其1、袁绍与献帝之间存在旧怨。其出于政治目的、曾恶毒攻击过献帝的出身与法统。

其2、袁绍奉天子用处有限，地理位置决定其“无法利用汉室旗号”羁縻周边军阀。

具体而言，曹操可以利用“汉室旗号”招降关中诸将（以钟繇镇抚长安），保障西境无虞。而袁绍东临大海、北邻乌丸、西接匈奴、南据曹操。

欲羁縻胡人，非金帛女子不可。欲羁縻曹操，则无异天方夜谭。

其3、天子是柄“双刃剑”。名份与权利难以两兼。

曹操亦深受“奉天子”之害；其解决方式是“两地分治”（天子居许、魏王居邺）；而袁绍在“内部分裂程度”比曹操更剧烈的环境下，贸然迎接天子，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。

袁绍与刘协间，存在相当严重的旧怨，几乎难以弥合。

因为绍曾公开宣称“献帝非刘氏子”，甚至另立新君，与韩馥等人谋立幽州牧刘虞。

馥以（绍）书与袁术，云（献）帝非孝灵子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（绍）主盟，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。--《魏书6袁绍传》

后续发展出人意料。刘虞拒绝了袁绍奉上的“天子衣冠”，还暗中遣使赴长安向献帝“表忠心”。

（虞）遂收斩使人。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、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，奉使长安。--《后汉书刘虞传》

理由很简单，刘虞曾出任宗正（9卿，掌宗室事务），对“刘协是否为灵帝亲子”十分了解。

拜虞甘陵相，绥抚荒余，以蔬俭率下。迁宗正。--《后汉书刘虞传》

袁绍骂辱献帝非刘氏子，有其因由。因刘协是董卓擅立，且绍曾反对卓废刘辩（少帝）。因此，刘辩被废，新君的法统必遭袁绍质疑。

且关东诸侯起兵，虽各怀鬼胎，却总要立个漂亮的名目：

“讨伐奸贼、驱逐伪帝”便成了关东诸侯“心照不宣”的谎言。

袁绍此举有两处失策。

其1是少帝与献帝的出身问题。

袁绍敢骂刘协为野种，是因灵帝诸子早夭，故刘辩、刘协少时曾寄养宫外（迷信避祸）。

灵帝数失子，不欲正名，养（刘辩）道人史子助家。--《先帝春秋》

董太后自养（刘）协，号曰董侯。--《后汉书皇后纪》

问题是，少帝刘辩是养在史道人家中，而献帝刘协则是养在董太后（灵帝母）家中。论亲疏远近，刘协明显比哥哥还好1些。袁绍不去质疑刘辩的法统，却指摘刘协，极为失策。

其2是所立非人。

幽州牧刘虞是故宗正，掌管宗室事务，熟悉典籍簿册。刘协出身如何，刘虞是很清楚的。且虞素有声望，以“守节持正”闻名，在汉末名教礼义的影响下，必不肯贸然称帝。

虞虽为上公，天性节约，敝衣绳履，食无兼肉，远近豪俊夙僭奢者，莫不改操而归心焉。--《后汉书刘虞传》

袁绍找了这么个“对刘协知根知底的真君子”做皇帝，委实自寻烦恼。

彼时袁绍可以拥立的人物，大约相当有限。

同在联军的兖州刺史刘岱，是故侍中，陪王伴驾，应对左右；其对刘协的了解程度，大约与刘虞不相上下。

避难江淮的侍御史刘繇（后扬州刺史），是刘岱亲弟。

远在川蜀的益州牧刘焉，亦曾履职“宗正”，知根知底，亦不可立。

那袁绍能立谁？立“离职未久、殴打上司”的故安喜尉刘备？

如按王粲所载，刘备彼时还在酸枣露了回脸（云某对此深表怀疑）。可能还和袁绍打过照面儿。

灵帝末年，（刘）备尝在京师，后与曹公俱还沛国，募召合众。会灵帝崩，天下大乱，备亦起军从讨董卓。--《英雄记》

即使“新君人选”是如此不堪，袁绍依然定计。可见彼时其完全断掉“与刘协修好”的后路。

既然“另立新君”势在必行，那袁绍交恶刘协、也便无可避免。

刘虞之立，颇疑曹操亦参与其中。

因《3国志》与王沈《魏书》均称绍与曹操商议此事，然操拒之。很有些“此地无银3百两”的味道。

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，太祖拒之。绍又尝得1玉印，於太祖坐中举向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恶焉。--《魏书1武帝纪》

若曹操未参与密谋，完全不必提及。且曹操后遣使赴长安“始通贡献”时，被李傕骂为“关东另立天子”，很明显是指代曹操亦参与过“拥立刘虞”的旧事。

太祖领兖州牧，始遣使上书。傕、汜等以为“关东欲自立天子，今曹操虽有使命，非其至实”，议留太祖使，拒绝其意。--《魏书十3钟繇传》

曹操彼时作为“从犯”，已被关中诸将不喜；作为“主犯”的袁绍，在刘协眼中会是何等嘴脸，也便不言而喻。

远亲不若近邻、远水难救近火。

袁绍不迎献帝，另有现实考量。即地理隔绝，导致“挟持天子”却难以“用之牟利”。

这与曹操情况恰恰相反。

曹操拥立刘协之后，虽然吸引了故豫章太守华歆、故庐江太守刘勋、故会稽太守王朗、故北海国相孔融等人来投，实际上述诸人都是丧师失地的“败将”，不堪大用。

献帝真正的作用、是协助“经营关中”。即故黄门侍郎钟繇，在长安利用刘协名号，吸引关中诸将，与之修好并协助作战。

繇至长安，移书腾、遂等，为陈祸福，腾、遂各遣子入侍。--《魏书十3钟繇传》

凉州巨寇马腾、韩遂皆是李、郭等人昔日（192）利用“献帝名目”诏安的军阀。腾为征西将军，遂为镇西将军。

注：征/镇/安/平在汉末魏晋皆为重号。

是岁，韩遂、马腾等降，率众诣长安。以遂为镇西将军，遣还凉州，腾征西将军，屯郿。--《魏书6董卓传-附传》

这与李傕利用壶寿招募“故平难中郎将”张燕（即黑山贼）是相似的。曾接受过汉廷官职的关中军阀，相比“自立天子”的关东诸侯，确实更倾向于重新合作。

因此，曹操挟天子，可以用之镇抚西境，保障后方。甚至官渡之战时关中还“贡马2千”，支援前线。

太祖在官渡，与袁绍相持，繇送马2千馀匹给军。--《魏书十3钟繇传》

可见刘协在曹操手中，确实可以发挥作用。

但袁绍不行。因为袁绍的地理位置相当尴尬。

其北接乌丸、东临大海；西侧名为并州（今内蒙南部、山西北部），实际并州在东汉1直是南匈奴的大本营。朔方、云中、5原、雁门等地夷汉杂居，胡化严重，当地人皆“便弓马、善骑射”。如吕布是5原人，张辽是雁门人。西河则是白波贼的老巢。

在相关记载中，只有上党处在袁绍的实控之下（或许另有太原）。

考虑到袁谭的“青州刺史”最初只有平原1郡；高干的并州刺史，很可能与表兄1样，也只有上党1郡而已。

注：高干是袁绍外甥，云某疑其人乃吕布麾下高顺之兄弟。

（袁）谭始至青州，为都督，未为刺史，后太祖拜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盖不过平原而已。--《9州春秋》

问题在于，北侧和西侧的胡人邻居们，根本不在乎礼义名份、只认识钱。

袁绍笼络鲜卑、乌丸的方式与西汉无异，是通过“联姻”、“贿赂金银”等手段。

3郡乌丸承天下乱，破幽州，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。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，以家人子为己女，妻焉。--《魏书1武帝纪》

虽然袁绍也曾“假借刘虞名号”给鲜卑大人封赏官位，但从《牵招传》可知，胡人酋帅根本不在乎“官位”这种虚名，他们更在乎金银、布帛等“现实利益”。

峭王问招：“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，假我为单于；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，假我真单于；辽东（指公孙康）复持印绶来。如此，谁当为正？”--《魏书2十6牵招传》

谁当为正？谁给的钱多，谁就是正呗！

可见袁绍北侧、西侧的邻居是何等现实。

袁绍南侧的邻居是曹操，比胡人更加“水米不进”。笼络胡人尚可依靠金银，“笼络曹操”则无计可施。

如果认为袁绍“挟献帝”即可号令曹操，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
曹操为了摆脱袁绍麾下身份，连治所都能搬到许县！

由于尴尬的地理位置、决定了袁绍无法像曹操1般、从“挟天子”中获利。

因此，与献帝本有旧怨的袁绍，对迎立天子之事，也就特别不热心了。

遑论皇帝还是1柄双刃剑！

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指。

除上述的旧怨、地理位置问题外，迎立天子还存在“负面共性”，即导致军阀内部分裂。

正如荆州使者韩嵩对刘表所言“若天子封我官位，我从此便是天子之臣，非君上（指刘表）之臣也”。

将军（刘表）若欲归之（曹操），使嵩可也；如其犹豫，嵩至京师，天子假嵩1职，不获辞命，则成天子之臣，将军之故吏耳。--《后汉书刘表传》

在汉末士人深受名教影响的大环境下，“天子名目”确实颇有几分号召力。以曹操为例，他虽然利用天子牟取了不少利益，却也出现了孔融、荀悦、荀彧等人“先后倒向汉室”的反例。

献帝颇好文学，（荀）悦与少府孔融侍讲禁中，旦夕谈论。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时，政移曹氏，天子恭己而已。悦志在献替（即匡正进谏），而谋无所用。--《后汉书荀淑传-附传》

至于性质更加恶劣的董承之乱（也就是西历199的衣带诏事件）、伏寿之乱（214）、吉本之乱（218）、孙狼之乱（219）、魏讽之乱（219）等等，无1例外与“挟天子”有关。

客观评价，以谯沛系和颍川系为核心的曹魏阵营，比“4分5裂、各怀鬼胎”的袁绍阵营要团结得多；即使如此，曹操也深受其害，甚至被逼迁都邺县（即袁绍故治所），与天子实现“地理隔绝”。

在这样“防患未然”的环境下，曹操晚年亦掀起数次肃反大案，清洗许县汉臣（218）、与首鼠两端的魏臣（219）。

至于袁绍阵营内部，渤海系（即旧人系）、河北系、颍川系等诸多派系相互攻讦、日夜争斗；且不说河北系内还另有韩馥系（沮授、田丰、审配、鞠义等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在此环境下，如果贸然迎接献帝，不仅1无所得（地理原因），还可能因为袁绍与献帝的旧怨（另立刘虞），而导致“1生不曾安分”的献帝，在邺县更加猖獗地作妖，加速袁绍政权的崩溃。

袁绍另有所谋，且手段相当现实。即令曹操将刘协迁治鄄城，方便监视。

绍每得诏书，患有不便于己，乃欲移天子自近，使说操以许下埤湿，洛阳残破，宜徙都鄄城，以就全实。--《后汉书袁绍传》

鄄城在兖州济阴郡，袁绍从弟袁叙是济阴太守。且鄄城虽然名为曹操辖区，距离邺县却1步之遥。若有变故，袁绍可立即“兴兵自取”。

袁绍想避免“逢迎天子”之害，却能坐享“接近天子”之利。可惜曹操亦是奸雄，自然洞悉要害，1口回绝，最终2人反目。

有道是“不入虎穴、焉得虎子”。曹操巨奸之人，尚不能避免“挟天子”之害，袁绍想又当又立（即令天子迁治鄄城），自是痴人说梦。

另1方面看，绍与刘协的旧怨以及尴尬的地理位置，导致他无法如曹操般享受“挟天子”之利，且必将深受其害，故几经思虑后，袁绍最终放弃，最终强弱易主，功败垂成。

由是观之，结合前文，袁绍或许无称帝之心，但必有借天子号令天下之志。